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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俊微言的博客

浅说文史,实话实说。

 
 
 

日志

 
 

(原创)老伴这一生(中)  

2015-03-30 15:48:50|  分类: 父亲诗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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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1952年调到齐齐哈尔朝鲜中学工作的两年期间,暑假和寒假都能回家。但从1954年10月调到省教育厅之后,因为离家的距离遥远,而且还没有假期,所以就未能回家,独自过着独身生活。远离故乡千里之遥,夜半钟声格外凄凉。漫漫长夜深情思念梦中妻子,常常是唱着歌儿,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之中进入梦乡。

妻子在家乡期待着与丈夫的相逢和团聚而劳动着。有一位与我家共用一个厨房间的从沈阳苏家屯搬来的贤淑漂亮的大嫂,和妻子处得很好,相互间的来往也较多。我休假回家时,这位大嫂还曾杀鸡招待我。但是这位大嫂在和我妻子聊天时说起,到沈阳一看,不少农村干部进了沈阳城,遇到漂亮女人后,就和原来的农村老婆离婚,这样的事例不少。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话无疑是给妻子平静的内心扔进了石头,使她沉浸在不安和怀疑之中。丈夫是否在鲜花丛中误入歧途?在大城市大机关工作的丈夫是否会对我——一个农村妇女感到不满意?而且看着对自己结婚已经三、四年却至今尚未怀孕而感到焦急的老公公,妻子不由得也产生了焦躁感。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给我来信说:“如果在哈尔滨遇到了好女人,我可以让步给她,请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这是一封出乎我意料的来信,我立即回复了长达四页的回信。回信的内容是:“不会随意抛弃由父母做主,两人也曾盟誓幸福百年的糟糠之妻,不能回避尽最大努力独自在家侍奉父母的我的夫人,而且我们朴氏家族自上几代起就没有离婚的先例,更何况我怎么可能背叛心地善良、美丽动人的妻子呢!虽然现在我们分居两地过着较为艰难的生活,但总有一天我们会住进高大宽广的住宅,安享富贵荣华,过着锦衣玉食,子孙满堂的幸福生活。让我们期待着这一天,共同为之奋斗吧。”两地分居时期我们的书信往来很多,遗憾的是,在文革时期,妻子将这些书信全部烧掉了。

在当时的中国,哈尔滨确实是最华丽、最奢侈的大城市,有很多俄罗斯人、犹太人等白种人,是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地方,是在饮食习惯、文化生活、建筑风格、人际关系等方面更加自由的解放度很高的地方。人们的穿着打扮要比其它城市更加华丽,有多种休闲娱乐的场所和方式。有太阳岛、公园、舞场、冰场、球场,有很多商店和饭店,啤酒销量名列全国之首,是有钱、有时间的俊男靓女的天堂。我既不具备过这种奢侈生活的条件,也没有兴趣。这种浪漫、复杂的人际交往不是我的生活。星期天,我有时去太阳岛在江边散步,有时到省直俱乐部去跳社交舞。有时,既是我老乡又是我学生的漂亮姑娘金善玉会来找我一起聊天、一起喝啤酒、一起观看电影《这里已是清晨》等等。虽然我们互相来往,但始终没有超越友情和师生之情的界限。然而,金善玉却有同我进一步加深感情的意思。她似乎是带着:“不知朴老师的夫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使朴老师不想和我进一步加深感情?”的疑问。有一次,善玉放假回到泰来家中,当她听说我的妻子到平洋区政府参加什么会议的消息后,步行十多里路来到平洋,将我妻子叫出来,不言不语仔细端详了几分钟之后回去了。

1954年,任绥化朝鲜中学汉语教员的田德万(是齐齐哈尔师专毕业生)在去北朝鲜时,到省教育厅办理有关手续时,他曾劝我跟他一起去朝鲜,我也知道这是一次出人头地的好机会,但我想到父母和妻子,拒绝了他。田德万到朝鲜后,分配到外务省,我在电影里曾看到他在金日成、刘少奇、许贞淑等领导人出国访问时作为翻译随行的镜头。

我在哈尔滨看到不少因为作风问题犯错误的事例(虽然在今天不算什么大事)。其中,有位省厅的中层干部,因为与厅长夫人通奸,被撤职下放到县城。哈尔滨市朝鲜中学校长朴永浩因为与工农速成中学女学生(朝鲜族在职干部进修生)私通,被撤职下放到密山朝鲜中学,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我也有不少犯这种错误的机会,但我坚守道德底线,不触犯纪律,一有时间就多读书。常言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和书中的美人神交,于1956年4月调到了绥化朝鲜中学,现在看来,我是从比较危险的地方转移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

1956年的暑假和寒假回到家里与父母妻子相逢,家里为我宰了一头牛,放假期间,我吃够了牛肉烧烤,也吃了不少家里腌渍的用拦河鱼晾子捉来的大鱼,依依不舍地离开家回到了学校。 

但是,1957年因为参加反右派斗争未能回家,1958年因为带领绥化朝中的高中男生参加哈佳线复线铁路建设劳动,当时绥化的所有高中男生都要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哈佳线复线铁路建设劳动,所以也未能回家。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斗争非常激烈。在大鸣大放阶段我也在小组会上就中苏友好、民族政策、干部政策、经济形势等问题作了发言,学校的反右派斗争领导核心小组在进行讨论时,有人提出在我的发言中有些言论属于右派言论,应当进行公开的批判斗争。但因蔡德均校长说了一句:“朴昌镇的某些言论虽说有些问题,但他的动机不是坏的。”所以幸免于难,没被戴上右派帽子。不仅如此,进入批判斗争阶段以后,我加入了左派骨干队伍,由于做了有深度、有水平的批判斗争发言,被认定为反右派斗争积极分子(这显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当原来的政治教员李光日被打成中右以后,我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了政治教员,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政治待遇和政治地位上了一个台阶一样。

1958年9月开学后,在大跃进时期,妻子事先没有任何通知,就背着刚满2周岁的儿子永俊来到了绥化。我想既然妻子已经找来了,就打算让她住上几天以后就送回家乡。但是学校的事务主任金镇浩却对我说:“朴老师,你想永远分居吗,既然夫人已经来了,那么就在一起过日子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送回家乡。现在,池霖球老师的房子正空着,你家就先住到他家吧。于是就入住这间房子开始过家庭生活,两个月后父母也起了户口来到了绥化,全家人在时隔七年后团聚在一起。其实父母虽然不愿意离开亲戚朋友众多的家乡,但是因为连儿媳妇都走了,所以只好离开家乡来到绥化定居。

突然间一家人聚集在一起,花钱的事也不少。但是意外地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学校为了收取学生的伙食费,将老师们分成几个组分派到各地,我和全阳石老师分在一组去了庆安、铁力,收取了几千元的伙食费,数我们组收取的金额最多。其中,把大部分伙食费都分给了各班班主任,只因一个班的班主任金玉太老师没回来,所以只好把那个班学生的伙食费236元放入了我办公桌的抽屉里,但是这笔钱不幸被盗了。报告给校领导,但校领导没有采取任何任何破案措施。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这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是某某人干的,但因没有抓住直接证据,也不好直接挑明,只好由我个人来负责赔偿损失。在当时,236元是相当于我三、四个月工资的巨款,但领导既没有同情的语言,也没有对我的抚慰措施,甚至还有人说什么“谁知道到底丢没丢钱”,由此可以窥见领导的无能和人心深处的劣根性。

全家相聚后,由当时学校事务处的李大成老师出面奔走给落上了户口,办来了粮本、煤本等各种供应票证,开始了艰难的城市生活。校方照顾我们,让妻子到学生食堂上班,虽说工资不高,但对家庭生活有不小的帮助。妻子懂得“只有挣钱才能解决家庭的生活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除了在食堂上班,还找来了副业。早晨起床后做好早饭到学校食堂上班,晚上下班回家以后还要干纺羊毛的副业,一直干到很晚。父亲、母亲在白天梳好羊毛片,妻子晚上回家后再用机器纺出羊毛线。纪念以后,给孩子们永俊、金顺也分派了梳羊毛的任务。妻子是那种一旦干起活来就不知爱惜身体干到极限的性格,即不给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健康保障留有任何余地,拼命干活,所以由于营养不良,缺乏体力,患上了疾病。她身患肝炎和浮肿病,曾经找崔东光医生看病,吃了药,也用了不少民间药方,病情逐渐好转直至痊愈。由于妻子的体质不错,药物的吸收情况也不错,所以很快就恢复了健康。经过妻子这样的艰苦奋斗,我们的家境大大好转。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男女大衣都是在这个时期置办的。父亲叮嘱:“给儿媳妇买件天鹅绒裙子”,但因当时的绥化街里没有卖天鹅绒布的,所以只好给妻子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当时买上海牌手表要从主管县长那里拿到购物券才能买到。

当老父亲因病行动不便以后起,家里的扒炕抹墙、夹板障子、伺候菜地、喂鸡等活就全部落到了妻子的身上。等到永俊长到十几岁以后,就领着永俊干这些家务活,所以永俊很早就会干挑水、扒炕抹墙、挖菜窖、夹板障子等家务活。

在文化大革命的黑暗时期,我被打成黑帮,被关在一中的学生宿舍长达四个月。当时,在黑帮分子当中,有因为受不了残酷斗争而自杀的,也有黑帮老婆为了和黑帮划清界限而离婚的。妻子独自一人承担起生活的重担,感受着人们在背后指指点点地骂“黑帮老婆”侮辱感,有一次领着金顺来到关押黑帮的屋子来见我。她对我说:“你千万不要有任何别的想法,家里有我尽管放心,你有什么罪啊?如果被赶回农村,我们靠劳动也能生活,所以一定要保住性命。”虽然带来了好吃的食物,但由于红卫兵不允许只好带回了家。

四个月后我获得了解放。恰好接到内弟东燮结婚的请柬,我们夫妻为了同时庆祝我得到解放和内弟结婚,背着永泽到泰来,在那里过了春节后,背着亲戚们给的大米回到了家。

    到了七十年代,我入了党,得到提拔,生活大有好转。1978年母亲突患脑溢血去世,享年81岁。父亲因为丧妻之痛,心理上受到打击,病势日趋沉重。护理父亲的重任全部落到了妻子的身上。她全心全意伺候父亲,在父亲病卧期间,接屎接尿,擦洗身体,竭诚尽孝。邻居们称赞说:“李正任真是孝心的儿媳妇,应当上报纸。”1982年10月父亲去世后,李时雨老师的母亲安慰我妻子说:“你真是太辛苦了。受苦受累也受到头了。”

正所谓“苦尽甘来”,八十年代对我老伴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父母都已去世,孩子们全都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本人也已经退休,是从劳动时期转到休息时期,是从受苦转到享受的时代。现在只要伺候丈夫和照看孙子们就可以了,但这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我想,现在是对一生受苦的老伴兑现我诺言的时候了。

老伴一生作为贤妻良母、孝顺儿媳和勤劳主妇,受尽苦累,不曾有过观赏世界的机会。衣食无忧和高大广室算是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那么游览祖国河山和世界似乎就是最好的享受方式。

我在退休之前就抽空,于1987年携老伴走上了游览祖国大好河山的旅游之路。第一个目标是首都北京。到北京住在绥化驻北京办事处,游览了天安门、故宫、北海公园。我的学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物资部办公室主任杨竖坤(一中时期的学生,离休前是全国消费者协会主任)给了我两瓶口子酒,派了一辆车游览了颐和园和香山。又去找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部主任徐诚之将军(绥化一党支部书记于文的丈夫)要了入场券瞻仰了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和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的住处),还游览了万里长城。

接着,由杨竖坤给我们买了卧铺票,去西安逗留了数日,参观了兵马俑、华清池、捉蒋亭、武则天陵墓、大雁塔,品尝了羊肉泡馍。再从西安乘火车耗时30多个小时,受着没有买到卧铺票的罪,到达了重庆。重庆是山城,阶梯路很多,看不到骑自行车的人。在重庆去参观了《红岩》中提到的渣滓洞、白公馆和红岩村周公馆,观赏了市容,品尝了四川火锅。因为坐火车旅行,一旦买不到卧铺票,实在是太遭罪,所以这回我们在朝天门码头坐轮船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沿途观赏了波涛汹涌的长江三峡的雄伟风光和两岸的悬崖峭壁,聆听了猿猴的啼声,在神女的陪伴下,感受着行船时忽高忽低的快感,舒舒服服地躺着到达了武汉,游览了长江大桥、黄鹤楼、毛主席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并漫游了武汉东湖之后再乘轮船到达了上海。在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逗留了五天,在外滩和南京路漫步,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宋庆龄旧居、朝鲜临时政府所在地遗址等地方,游览了上海公园、动物园。之后买了海轮二等舱船票,历经58个小时的航程抵达大连。在大连逛了商店,游览了老虎滩公园、星海公园、渤海海边之后,在离家30多天后回到了家。

这次出行一共去了六个城市,在每个城市平均逗留了五天。这是老伴有生以来第一次外出旅游,亲身感受到了“大千世界是这样地繁华,人世间是这样地丰富多彩”,似乎把平生郁积在身心的烦恼卸掉了一大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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